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为什么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转向了功利主义？-凯发k8网页登录

文|若枫云史

       明清时期的功利论思想，之所以能够占据一席之地，既离不开明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特殊的时代背景。

       也得益于中国古代从先秦到宋朝功利主义思想的奠基和积累，其代表主要有先秦的墨家和法家以及北宋的李觏、王安石和南宋的陈亮和叶适。

明清功利论存在的时代背景

       首先，在政治上，明末清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期，统治阶级的腐败导致社会各种矛盾加剧，而统治者正是为了弥补政治上的漏洞，用宋明理学来压抑人性，以稳固他们的地位。

       但显然这种仅仅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对百姓是不利的，甚至威胁到了人民基本的生存发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于是造成的结果适得其反。

       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讲，明王朝的灭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一个思想的转折点。

       他们将亡国的悲痛化作力气，认真反思起明朝覆灭的根本原因和封建社会的顽疾，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其实质虽然也是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但却对思想萌芽和个性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清王朝统治者并未对解决社会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根治措施，而是通过更加残酷的统治、森严的戒备，来稳固其实际上已经摇摇欲坠的地位。在清朝短暂的表面平静之下波涛暗涌，人们追求幸福的本性，与统治阶级为稳定社会秩序要求人摒弃欲望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同时，明末清初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末期，内部矛盾空前尖锐，具体表现为农民起义的频繁爆发。封建统治在内外冲击下伤痕累累，正是在如此混乱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下产生了自我批判的意识和不同于主流的创新价值观。

       其次，在经济上，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具体有四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明中叶以后，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使得小农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江南的经济尤为富庶，出现了许多商业中心，更有“苏杭熟，天下足”的繁荣景象。农业的发展，使经济作物的种植技术和产量不断提高，不仅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材料，还促成了农产品本身的商业化以及商品经济的萌芽。

       第二，在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进程中，产生了雇佣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富庶的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工场的产生，产生了“机户”和“机工”的新型劳资关系，由“机户”出资搭建织布平台，“机工”顾名思义提供织布的技术和劳动力，他们的雇佣劳动关系正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第三，明中叶以后，许多城市不再以政治和军事为中心，而是以自己的产业为特色闻名于世，如苏杭以丝织业著称，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在全中国崭露头角，至今仍然位列行业之尖。于是明清时期产生了这样的现象，一个行业的发展能够影响整个城镇的风貌。

       第四，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商人联盟的兴起。明清之际的经济发展自然带动了社会的进步，商人的数量明显增加，从事工商业的市民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加，势力也明显增强，于是兴起了带有商业行会色彩的组织，也就是商帮。

       第五，商帮是以地域为纽带形成的商人同乡会，中国古代有十大商帮，其中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并且商业的繁荣不仅影响了农民“弃农从商”，还影响了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也开始投笔从商，并有“儒商”的特称。这一变化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渗透到文化的领域，于是涌现出许多重视经济和功利价值的思想家。

       最后，在文化上，明清之际的传统文化可以说遭遇了内外攻击。

       内部表现为科举考试的失败，由于科举考试为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以程朱理学为标准，考试的内容因循守旧、腐败僵化，甚至以八股取士，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外部则体现在西学东渐，即西方近代科技和进步的自由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使人们开拓了眼界，尤其对明清思想家们是一大冲击，打破了传统文化的禁锢，引起创新的价值反思。

明清功利论存在的理论背景

       功利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虽然不是作为主流文化存在，却一直贯穿始终，因此，明清功利论的存在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而经历了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等极端思想的压迫，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开始进行反抗和创新，闪现出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火花。

一、明清功利论之前的功利主义思想

       先秦时期，不同于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道德标准，墨家和法家看待道德评价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墨子的道德价值观持“义，利也”的态度，他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墨子思想以“兼爱”作为伦理体系的核心，认为真正的爱是不分贵贱和亲疏的，应当对所有人都保持友爱的态度，互相帮助，这样才能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获得共同的利益。

       于是，他提出他“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从利己和利他的关系来看，这种思想不否定利己之心，但为了实现自我利益又必须要做到爱人即利他，所以是一种伦理性的利己主义。

       墨子既贵义又尚利，这种功利主义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也就是说为己是动机，而“义”（即“兼爱”）是实现“利”的手段，“利”是“义”的目的、内容和标准。“兼相爱、交相利”的实质目的是协调个人与他人的利益之间的冲突，但他否定了道德独立的价值和主体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的功利思想绝不是纯粹的利己主义，因为他强调的“利”指的是“天下之利”，而仁者所应追求的最高目的应是“利人”和“利天下”，所以这是一种义利统一的观点。

       法家以韩非子为代表，在其之前，荀子曾提出性恶论的观点，他认为“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也就是说眼睛喜欢看色彩，耳朵喜欢听声音，嘴巴爱好美味的食物，骨骼肌肉喜欢安逸，人心则喜欢利益，这些都是来源于人的情性，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感官的本能趋向自然而然产生的，并不依靠其他事物后天生成。

       并且他以这种感性欲望为恶，从而认为人性本恶，应通过后天的教化是其向善或者用法律制度对其加以约束。

       韩非子受这一思想影响颇深，他继承并发展了荀子关于人性论的这一主张，以人性“自为”作为其思想的基础。每个人都是自为的，即利己的，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人利益并各自以“利之所在”作为为人处世的目标，所以人性的趋利性决定了人们不会自发的“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

       法家的目的旨在强调“法”的作用，所以否定道德，肯定功利。韩非子客观地将人性分为不同的层次，从“恶劳而乐佚”即好逸恶劳到“好利恶害”、“喜利畏罪”，又进一步以“自为心”来描述人性，以计算利益作为人们行为的目的。

       每个人都只是利己的，所以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是以“计算心”处处算计的利益关系。韩非子将人性描述得自私而丑陋，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不好的，相反，他认为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性是正当的。

       而他强调的法治思想，也是为了迎合人们对于利己的欲望的追求，因为如果违反“法”，也会对人们自己的利益造成影响。

       宋代，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使得功利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有李觏、王安石和陈亮、叶适。

       李觏是北宋时期的哲学家，对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他通过继承“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思想进行了反击。李觏的主张是“利欲可言”，认为每个人生存必须有其自然的需求，即使是“圣人”，想要存在于世就不可避免地拥有欲望。

       所以不同于宋明理学将“人欲”和“天理”对立的道义论观点，他肯定自然人性，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会妨碍仁义道德的进步，相反，它会促进教化，人们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才会进一步考虑和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因此，“治国之产，必本于财用”，李觏重视国家经济的发展，强调富国强兵。在此之外，“利欲可言”的关键并不是我们能不能去“言”利欲，而是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将利欲放在何种程度看待。

       王安石基于他的政治理想，提出功利主义的思想重在以“理财”治国。他赋予了传统的“义”新的定位和价值规定，认为“理财乃所谓义也”，即义的目的是利，国家最大的利益在于通过理财实现富裕。

       王安石认为饮食男女的欲望，都是自然生命存在所必需的物质需求，其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以善恶的标准加以评判。善恶只是由满足欲望的过程和方式是否合理而产生的判断。

      “理”在王安石看来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道德必须以物质为基础，人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如果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就会产生“喜”、“乐”的人情，反之，如果得不到满足，那么情就会趋向于“恶”。另一方面，物质水平达到什么样的条件，并不意味着道德水平就一定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总而言之，王安石的观点是一种自然人性论，他辩证地解释了道德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视物质财富的积累，“财”是道德行为的基础，显然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二、明清时期的理论背景

       明清时期经历了“天崩地解”的社会动荡，许多人开始质疑正统儒家思想的地位，尤其是宋明理学压抑人性的观点，呈现出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

       这一时期思想领域涌现出了许多新潮的人物，王艮、李贽、唐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等思想家，都发表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传统思想的新观点，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史自先秦以后又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

       明清思想家们的伦理思想跳出了传统儒家道德体系的框架，体现出与传统道德不同的创新思维动向。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以小农经济为本务，以家庭为本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其具体的表现。

       经济结构决定了伦理结构，所以传统社会强调三纲五常、宗法至上，为实现天下大义牺牲个人利益，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能体现其存在的价值。所以它的道德评价标准和社会认知是“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而宋明理学将这种价值观发展到了极端，产生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流思想，其实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宋明理学将“义”与“利”完全对立，主张“去利而存义”、“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与孔子承认合理生存欲望的思想也是背道而驰的。

       于是，出于对压抑人性的反抗，明清思想家们真正开始反思传统的价值认知，打破了思维定势。与传统相较，其思想斗争的焦点就是对义利之辩的探讨。

       基于自然人性论的观点，他们的价值观开始探讨个人生存所需的合理性，并由此出发将利的实现放在重要的位置，甚至以义为实现利的手段。明清功利主义的代表思想如李贽提出的“夫私心者，人之心也”、黄宗羲提出的“人各自私，人各自利”、顾炎武的“人之有私”等，都认为社会的稳定离不开个人合理私利的满足。

       人心是自为自利的，在情感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趋利避害、怀生畏死，这是一种本能的客观存在，是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本性，并没有善恶之分。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不仅将伦理道德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将“穿衣吃饭”上升到了很高的高度，与“人伦物理”相结合。这一思想是对宋明理学道德说教的一大挑战，表明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是人的本性，在满足生存的物质欲求过程中才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和生存法则，闪现出人性解放的光芒。

       除此之外，颜元和李塨所提出的功利主义原则还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意义，将实事实功作为道德评价的准则，“正义以谋利，明道以计功”。